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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今天为何读经典

刘跃进:今天为何读经典

时间: 2024-11-26 19:00:54 |   作者: 威廉希尔体育在线平台案例

  有关“经典”的话题很多,从大的方面说,无外乎两个问题:一是为何读经典,二是如何读经典。两个问题,角度不同,内容也不一样。如何读经典,专业不同,见解自然不同,见仁见智,没有定论。为何读经典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肤浅的认识。这里,我想从一个大的历史时段来试图再作说明。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非常迅速。据说,18世纪以前,知识的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了3至5年翻一番。新世纪以来,新技术、新经济革命如潮水般涌来,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总之,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三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有种说法,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困乏时代。粉碎“”之初,出版社为应对读书难的窘境,重印了一些经典名著。那时,我还在乡下,听说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现过昼夜排队抢购图书的场面,叫人羡慕不已。毕竟,他们终于有书可读,而我,还在乡下“修理”地球,无缘抢购图书。此后,图书市场逐渐活跃,读书难的状况迅速改观。20世纪80年代,全民读书,如饥似渴,留下了浓郁的时代烙印。

  世纪之交,随着网络的普及,数字文献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成为了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书虽然慢慢的变多,但读书的人似乎慢慢的变少。在过去无书可读的年代,大家特别想读书,偶然得一本书,即使是手抄本,都抢着去读,十分珍惜。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手机、电脑等各类新媒介迅速抢占我们的视听空间,不断投递各种信息,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久而久之,读者又会感到空虚,觉得这种阅读留不下啥东西。作为出版人,作为教育工作者,大家似乎都有这种担忧:不能让快餐文化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不仅新媒体,商品经济也在催生着新的价值观,那就是以实用为标准来衡量一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缺失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精神。身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时常可以感觉到焦虑,面临着选择的艰难,迷惘于进退的失据。这是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我们知道,在纸张发明之前,文字主要凭借甲骨和竹简来记载和传播,受到载体的制约,文字通常很简约。东汉之后,纸张开始大量出现,图书有了市场,于是在大城市中,书店应运而生。王充就是在书肆中开始读书生涯的。书店的出现,说明新型文化的普及时代来临。传统的文化典籍,新颖的文学创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可以使“洛阳纸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雕版印刷,尤其是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更是伟大的发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及时地把这一发明记录下来。他说,如果印数较少,活字印刷未必占有优势;如果印上千份,就会显出神奇的效果。印刷时,一般备用两块版排字,一版印刷时,另外一块版上业已排好字,一版印完,另一版迅速跟进,这样轮番进行,大幅度的提升工作效率。这样,书籍得以成倍增长,读者取阅极为便利。

  这是宋代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漫长的中国学术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抄本的时代,一是刻本的时代。所谓抄本时代,就是雕版印刷出现以前的时期。抄本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文本的流动性、不稳定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不可靠性。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所谓从唐到宋是中国“中古”进入“近世”的变革。这个大的判断是不是正确,这里姑且不论。但他认为唐宋不一样,确是事实。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唐代及其以前是抄本的时代,宋代是雕版印刷的时代。

  雕版印刷的发明,书籍成倍增加,流通更加便利。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不承想又衍生出另外一种趋势,即书多了,人们反而不再愿意精读,或者说没有心思去精读。宋人读书很多,崇尚心解经典,强调性理之学,都感觉自己近似圣人,甚至以圣人自居。如何成为圣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想立足于这个社会,首先要读书,并且要熟读圣贤书,从圣人的言论中发掘天理深意。《朱子语类》头三卷讲的就是读书法,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讲怎样读书、怎样读好经典。他的《韩文考异》《诗集传》《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都是围绕古代经典而做的工作。可以说,朱熹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就是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叮嘱人们要读圣人书。陆九渊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圣人的时代,可读的书并不多,他们通过个人的思索,创造出天才的思想。如果跟在他们后面读书,只能读到糟粕。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约请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寺。陆九渊作诗:“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三年后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就是对陆九渊而言。当然参加这次聚会的朱亨道总结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熹、陆九渊的是非曲直,这里也姑且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样的,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只是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同。他们都承认,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具有颠覆性的能量。从此,读书的方式、做学问的方式也必然发生重要的变化。就像纸张的发明,促使文化普及,重心下移。过去为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文化迅速为大众所熟知,信口雌黄、大讲天人合一的今文经学由此败落。雕版印刷的发明也具有这种革命性意义,人们也不再迷信权威,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学风的变化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也与这种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对快餐文化、舶来的“短平快”文化,已经有了不满足感。“短平快”的东西可以迅速地捕获大部分人,但是它很难在人的心灵上扎根。那么,我们该怎样选择呢?答案简洁明快:坚守中华文化传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最终还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

  近十来年,人们都在探讨如何回到中华文化本位,以应对时代的挑战。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要从大的历史观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具包容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中,朝代不断更迭,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里。西方的一些观点,如“崖山之后无中国”“新清史”等,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这些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崖山就是南宋小皇帝投海的地方,持“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者,无外乎认为,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后,蒙古族入主中原,中华文化就断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构成,本来就是多元一体。任何一个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都要认祖归宗,蒙元也不例外。所谓“新清史”,是说清军入关后,中华文化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概念。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的宏伟的中华帝王庙,到那里走一走就知道答案了。康熙皇帝晚年,政权稳定后,他想把历代帝王庙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来,乾隆皇帝把这个事情落实了。历代帝王庙里现在还有乾隆皇帝撰写的碑刻,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不管是东夷,还是南蛮,或者北狄、西戎,都凝聚在“中华统绪”这条悠长的历史轴线上。持“新清史”论调的人,不能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始终屹立不倒,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军事实力,不在政治实力,而在文化。中华版图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家长相不一样,语言有区别,是什么将如此辽阔土地上这么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支撑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就是中华民间传统文化,而它的“根”就在我们的经典里,就在一个“化”字上。

  《周易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尤其是通过文明的方式促成这种变化。诚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中华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以文化人,润物无声,顺随自然而变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强调整体思考,注意到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另外,中华文化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强调以文化天下,春风化雨。这又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至今仍焕发着勃勃生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2014年2月24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习把中华文化的这种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上,上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

  中国的经典很多,除了一般意义上说的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文学经典、历史经典、哲学经典,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红色经典等。事实上,经典早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你可能尚未察觉,可能没有读过这些书,但是你的血脉深处是有这些文化基因的。这是从一代代人的耳传、口授,乃至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当中生发出来的。

  中国人教育孩子从小要立志,要修身养性、礼乐文明。什么叫礼乐文明?从大处讲,礼乐文明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的规章;往小处讲,具体到个人,就是一个人如何处事。所谓礼,无外乎就是规章制度,就是规矩。一个人要讲礼,一个族群要讲礼,就要有规矩。在中国古代,礼的作用很大。《陈政事疏》中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即是说,礼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等发生之前,而法的作用主要在事故、灾难发生之后。“禁于将然之前”的礼,其贵在能绝恶于未萌,起教于细小,使人们从开始就见善则迁,畏罪而离,不知不觉就自动地从善避罪。

  从善还不够,还要爱美、求真,这就是需要“乐”的介入。中国古代的乐教,不单单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音乐,而是美育教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是中国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纯真自然,这与后来的诗词创作,迥然有别。诗词创作,按理说应当能反映作者的真情,但有时也会说假话,这是不言而喻的。“乐”却不能作假。《乐记》:“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吕氏春秋音初》:“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为此,孔颖达《毛诗正义》关切到诗乐本质的差异,这是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乐”不仅美,更蕴含了一个“真”字,所以感人。《孟子尽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就说明了音乐的教化作用。有了礼,有了乐,便具有了传统的人文精神。这是正面的教育。此外,便有“法”来守住底线。“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见效慢,推行难,而法的效用很快,“是故法之所用易见”。礼、乐、法互补,礼是王道,乐是美育,法是霸道。这是贾谊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要义所在。“二十四史”中,“礼乐志”一定在最前面,“刑法志”通常殿后,礼乐文化与法制文明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

  由此看出,古代中国人并不追求西方那种“超道德”的“大全”“上帝”,却将道德的、人生的哲学视为“终极关怀”,而这种关怀往往又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在美学追求方面,中国人始终将内在与外在、形式与内容、景象与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明确辨识度的中华美学精神和美学追求。

  儒家学说很早就把“尽善尽美”作为一种审美评价标准。《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美善兼备,“武乐”却缺少了善。在孔子的审美判断中,艺术必须既“尽善”又“尽美”,才能引起人愉悦的审美体验。在孔子以善为核心的美学体系构架中,“善”无疑所指向的是内容的和精神的,而“美”则是感官的和形式的。也就是说,“尽美”指的是形式,“尽善”指的是内容。所以“尽善尽美”实际上指的就是形神兼备,指的是外在形式和内在状态的统一。孔子在闻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自然地流露出了儒家极高的审美品位。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在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审美判断时也说:“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我们的经典文化作品,就是要传达这样一种审美情趣,让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有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有助于照亮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长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和自信。在社会商业化氛围下,对人的精神的培育显得很重要。今天,出版界、教育界都在努力地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表面上看,我们做的似乎看不见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这确实不像商业投入,投入之后可以看到具体的产出,但我们总还是需要文化的。

  许多前辈将传承中华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人生理想,做研究、当老师、办机构,一步步地向着理想前行。他们在万千青年心中植下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种子,为保持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贡献了无尽力量和智慧。当我们捧起前辈们一代又一代的著述,不禁为他们的坚守和执着感动。我相信我们的晚辈,在回望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期望能收获这种感动。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可以在经典的阅读和传承中收获感动,我们的文明是永远都不会衰落的。

  近年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国学经典典藏版”“国学经典”“家藏文库”“刘学锴讲唐诗”等经典普及图书已经有200余种。当然,这200多的数字放在中国古籍的汪洋大海里,还只是小部分。中国的古籍,按照现在保守的说法有20多万种。20多万种不一定都是珍品,但是留下来的终究是经过了历史筛选的。前代学者的背影,是后来学者仰望的星空。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应该不断地警醒自己,不断地反问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将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最基本的目标应当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国的学术链条上留下我们这一代的印痕,为下一代开创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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