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姚亚楠
时间: 2024-10-30 11:41:34 | 作者: 精细筛分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埔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兼任《媒介文化研究》执行主编、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权威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主持完成教育部和省社科规划等课题多项。主持和主持完成3项省研究生教改项目。
摘要：智能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研究过于关注虚拟互联网空间层面的媒介传输与青年数字群体，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情感性和价值性空间及独居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情况及影响。以广东地区城乡接合部独居老年群体智能手机的使用为例，课题组对广州、茂名、清远等市区进行实地田野调研，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智能手机作为媒介如何展现情感空间、意义空间和价值空间三个空间的流动与传输。独居的老年群体与智能媒介所建构的流动关系凸显智能时代下空间实践的表征与内在机理，并影响着独居老年群体情感空间、意义空间与价值空间系统的建构与维持。
“空间生产”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近三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还较少。列斐伏尔、索亚、福柯、大卫·哈维分别从空间生产、人文地理、空间权力、后现代角度诠释空间。曼纽尔·卡斯特则分析了虚拟空间生产问题，他指出当代社会是网络社会，并注重考察网络技术与空间生产的关联。网络技术促进了空间生产发展，让空间生产走向虚拟化。卡斯特在《信息化城市》中指出，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让信息空间取代了城市空间。诸多学者的观点影响很大，促生了人文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新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即表现为过于关注国家城市化进程和集体城市的空间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与虚拟空间生产研究，但忽视了审视当代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小众边缘群体的空间生产问题，即与青年一代数字原住民相比的独居老年群体。留守乡村的独居老人常年与都市和网络隔离，慢慢的变成为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本文试图从空间理论出发，基于城乡接合部留守老人这一边缘群体研究的断层问题，探究智能媒体时代背景下，独居老年群体与智能媒介所互构的空间及其流动性问题。
列斐伏尔是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与集大成者，卡斯特继承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观点，分析了流动空间内部运作逻辑。流动空间是由节点组成的物理空间、精英组成的全球化空间。与此同时，卡斯特还认为流动空间是一个情绪汇聚和转换的空间，以情绪为中介，通过符号构建多种多样的空间意义，从而重新编码流动空间。而在智能媒体时代，手机等智能媒介构成了一种传播力量，汇聚流动空间中的情绪、意义与价值。本文以智媒传播背景下城乡接合部独居老年群体及手机的使用为例，探讨媒介与传播的空间流动性关联。文章试图跳脱出传统的虚拟空间视角，将媒体与老年群体的传播意涵扩展至情感空间、意义空间及价值空间三个层面。本文以一种流动的视角探析，用鲍曼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被他称作流动现代性的时期，社会系统从，固态，僵化的日程变为，液态，在不断讨论中流动的状态。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独居老年群体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手机媒介来激活与呈现三层不同维度的空间拓扑，新媒体时代的空间实践又是如何凸显传播的空间流动性的？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结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人老龄化社会。2022年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20%。这表明，我国已经进人深度老龄化社会。一直以来，关于老年人口居住方式和居住意愿的研究愈发成为学术界重视的问题，跟着社会发展与人口流动，老年人独居比例也在上升。1990年、2000年、2010年、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独居老年人口占比分别是8.2%、8.9%、12.1%、13.58%。独居老年人具有内部多样性，贫困、不健康或自理能力差的独居老年人是典型的社会。当下，老龄化进程正好与中国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交织在一起，媒体的新浪潮不断地边缘化独居老年群体。疫情暴发带来的问题更是深度揭示了数字时代独居老年群体的窘困，无法充分融人智能时代给独居老年群体带来了诸多不便，老年人因没有，健康码，无法进出一些公共场所成为社会热点。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网民，其处于弱势地位。大部分老年人只是触网，对媒介只有拥有权却缺乏足够的使用权，老年人作为，数字跟进者，迈的脚步依旧非常吃力。在现代性背景下，研究独居老年群体不仅是其社会、家庭支持能力弱导致的数字困境凸显，并且更具有社会关怀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空间流动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让独居越来越成为现实。处于城乡接合部的中国独居老年群体问题凸显，城乡接合部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边缘地带，也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前沿性地带。费孝通认为，中国乡村的本质是“乡土性”。传统乡村社会受宗族自治政治以及自然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通过血缘、地缘、宗教礼法等元素形塑了乡村成员的认知图式和行为习惯，社会形态与媒介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媒介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被嵌人乡村社会。在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大量的青年村民游走于城乡之间，“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而独居老年群体还停留在原有的乡村空间中，缺少年轻一代的数字化“反哺”。在社会空间不断超越地方性之际，熟人关系被重新整合，社会角色在逐步转变，社会功能也在逐渐丧失以及社会关系网正在以不可逆的态势断裂。因此，本研究力图通过对独居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详细情况来探析其不同维度空间的生产与流动，重塑独居老年群体的主体空间关系网。本研究选取广东省三个城市的五个区十二个镇进行实地调研，三个城市是清远、茂名、广州。清远市和茂名市属于广东省的三四线城市，分别位于粤西和粤北的不发达地区，有大量的年轻人流出，因此有很多独居老年人。广州市有很多外省务工人员的流人，也有很多的独居老年人。此外，本研究通过抽样的方法确定进行调研的具体区域乡镇，最终确定了茂名市茂南区高山镇、电白区马踏镇、林头镇、羊角镇、坡心镇、七运镇，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回澜镇、山塘镇、太和镇，清城区石角镇，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造村作为具体调研地点，村级的调研在坑头村、穗石村展开。本研究以发放问卷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了为期近10天的调研。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220份。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问卷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再按照信息漏填、各项回答明显呈规律性、各项回答逻辑明显错误等标准对问卷进行筛选，剔除不规范的样本后，有效问卷208份，有效率为94%，有效深度访谈材料155份。其中，广州的访谈材料有23份，茂名的访谈材料有83份，清远的访谈材料有49份，约50000字。研究小组对三个城市的访谈材料分别进行统一编号，下文表述中G-1表示广州第一条访谈材料，Q-1表示清远第一条访谈材料，M-1表示茂名第一条访谈材料。所有数据收集于2022年5月至9月，全部即时回收并完成统计，样本特征详情见表1。
本文采取的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即以研究问题为导向通过科学分层和抽样选取样本。具体而言，本研究以《智媒时代下的独居老年人调查问卷》做出详细的调查并收集数据，利用SPSS软件来进行数据分析。依照本文的研究构架及研究问题，调查问卷分为调查对象的基础信息、媒介参与、数字融入、数字感知四个部分，并加人媒介实践的相关测量；主要以频次分布和百分比以及相关法做测量，描述被测样式的人口特征结构分布，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地点、月收人的占比；了解不同背景的广东独居老年人与社交媒介素养、媒介使用内容、媒介适应程度和社会公共参与意愿之间的相关性，明晰独居老年群体媒介使用行为与媒介表达之间的相关性，探寻此群体使用内容与价值认同之间的相关性，洞察其手机适应程度与其社会心理健康状态之间的相关性。为了弥补问卷的不足，笔者在问卷调研的过程中选取适当的样本做深度访谈，访谈围绕独居老年人的认知情况、触网动因、空间建构行为维度以及日常媒介使用情况展开，包括媒介工具的使用、内容信息、信息发布和社会参与等情况。
本文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点、月收入。其中，受访者性别（男性=1，女性=2）、年龄赋值（50一60=1，61一70=2，71一80=3，80岁以上=4）、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职高=3，大专=4，本科及以上=5）、受访者职业（工人=1，农民=2，学生=3，事业单位/私企/个体/教育=4，自由职业=5，其他=6）、月收人（无收人来源=1，3000以下=2，3001一7000=3，7001一10000=4，10000以上=5）均作为虚拟变量处理，而居住地点则通过前期抽样的方法确定的具体区域的乡镇进行调研确定，尝试从人口统计学方面出发，探究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独居老年人媒介使用之间的影响。本文将媒介使用变量作为本研究考察的核心自变量，主要为独居老年人手机的使用时长、媒介使用动机、媒介适应程度。在问卷设计上具体表现为“您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您最常常使用的手机内容”“有一些老年人能够最终靠智能手机实现在家买菜网络打车等，您觉得和他们相比您智能手机使用的程度”三个核心自变量。本研究所涉及的因变量为独居老年人的社会融人状况。参照国内外关于社会融人的多重视角和影响维度，结合媒介化时代独居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样态，本文将社会融人划分为公共参与意愿、情感与价值表达、社会心理健康状态三个维度。在问卷设计上具体表现为“现在出门很多地方都要使用到智能手机，您觉得能否适应”“您是否愿意学习智能手机的使用，以及您希望学习的智能手机的具体功能”“中老年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满意程度不同，您认为有以下哪些原因”以及通过深度访谈对独居老年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考察。
根据样本特征初步研究之后发现：调研对象基本是处于城乡接合部的留守老年群体；从地区发展和实际的考察来看，本研究选择相对不发达、较为封闭的城市边缘县镇和乡村作为调研地点，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深圳、广州市等一线城市有所差距，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中低端水平，生活困难群体较多。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主要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来判断，基本上没有三种资源或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的社会成员实际上属于底层社会成员。”就本次调研具体对象来说，他们是现实的空间生产中要关注的。
智能媒体时代下，空间作为一种媒介重构传统的结构性空间，在媒介使用的行为逻辑中主导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对处于社会变迁下的城乡接合部的独居老年人来说，其并非网络实践的先行者，而是因为情感慰籍与亲情需求，基于模拟的社会空间建构方式形成情感空间。模拟即根据实在空间的属性，利用媒介建构出属性相同或相似的虚拟空间。这种模拟带有极强的目的性，提供了建构关系的可能性。在独居老年群体利用手机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就已经意味着这是一次关系的流动。虚拟空间体现的是一种关系导向的组合状态，这种组合可以是对实在空间的组合，也可以是对自身的重组。媒介技术介人下家庭场景脱离了空间限制，形成了新的信息交往模式，空间的重组实际成为老年群体的一种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再宣誓的信息媒介。最后以联想的方式引发相关性的思考，建构虚拟空间再空间化并予以赋值：价值空间。老年人通过手机媒介进行多层空间实践重构社会身份和网络关系，进行情感和意义空间的建立，在整个社会空间系统中寻找其主体意义。因此，在此逻辑上本研究的三个问题为：
中国的媒介化社会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两大趋势：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媒体形态越来越“新”。在青少年，数字原生代，所引领的新媒体浪潮中，中年，数字移民，亦步亦趋，而老年，数字难民，则被日益边缘化。相较于青年群体的技术应激和中年群体的技术恐慌，处在城乡接合部的独居老年群体则更表现为信息脱轨的状态。因此，探寻独居老年人手机媒介的使用原因，应从更原始的家庭与亲子互动关系结构中去洞察。无疑代际反哺在老年人触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现实情感需求裹挟进信息虚拟空间，从而获得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独居老年群体区别其他群体的显著特征。
流动空间以电子通信网络为基础，将现实中特定的场所与整个网络连接起来，重新界定空间，并将现实中的场所、逻辑及其意义吸纳到网络中，实现了地方空间的信息化生产。当下，社会化媒介按照现实交往的生活体验重新组织信息的流动方式，因而赋予流动特定的象征意义，给予困于经验和地方性的独居老年群体新的情感聚合与生产。作为流动空间构建必需的社会化网络支撑体系，手机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第一大移动互联网终端，卡斯特所说的，信息化社会的策略性关键过程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完善，手机也无疑成为独居老年群体情感聚合与生产的延伸性工具。与子代乃至孙代跨代际的积极互动带来的情绪传达与抒发，是当前独居老年群体进行情绪话语表达的重要渠道之一。按照数字撤退理论，从总体上看由于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减少，社会也须采取一定的撤退措施，将权限由老年一代转交给成年一代。当下数字媒体时代，新型媒介不断应运而生，在与社会的连接中显得尤其重要，而这恰恰使老年人产生畏难后退心理，特别是独居在城乡接合部的老年人。依此，子女对于独居老年人数字技术的支持也就特别的重要，在代际反哺以及情感慰籍的需求下，老年人进行网络情感空间的构建。
撤退理论最早由Cumming和Henry于1961年在《变老》一书中提出，后经其他社会学家、老年学家发展完善，成为一种比较完整的老年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长，个人与他人间的人际交往量会慢慢地减少，性质也会发生某种变化，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在智能化时代，信息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也有更多的老人愿意继续参与社会实践，而老年群体由于角色与社会的脱离被赋予主体功能老化、与社会自动分离、接受撤退的被动局面。加之处于城乡接合部，个体的独居状态更加速了对技术的应用障碍、对社会的撤离、对信息的脱轨与无感。这也体现在访谈的样本中，比如“以前也不关注信息，现在也不关注”、“平时不用微信”知道微信可以视频“但是没必要视频，没必要用的手机功能就不想学”、“智能手机使用就好像煮的菜，喜欢吃就多吃点，不喜欢吃就少吃点。我已经60岁了，再学了也没什么用了”。在独居者被问到感觉自己属不属于智能时代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言辞都趋向一致：“我觉得我不完全属于这个时代，我既没有完全被抛弃，但是也有点难以适应。不过时代本来就会一直发展，只要勉强跟得上就行了。”
独居老年群体的所言皆有因。从表3能够准确的看出，诚如访谈的言语一样，被访问的独居老人在信息需求上面没有强烈意愿，他们由于对于社会参与的意愿不强，从而不会主动进行智能手机的实践，进而愈来愈难以“进行数字融入”。在采访中有收房的人说：“现在的智能手机不适合我们这样的老年人使用，虽然我现在也在用手机，但是老年人确实对有些东西接受不了了。技术一直在发展，说不定哪一天手机更适合老年人来用，但是我能不能活到当时还是一个问题。现在的智能手机还是更适合年轻人用。”究其本质，其深层指向是独居老年群体对自我实现的愿望不强烈，对社会给予自身的弱势形象的强烈自我感知，也因为自身的衰老与社会信息环境变化的冲突，继而会产生了主观心态失衡，为维持和恢复个体主观心态失衡，而进行主动的信息脱轨行为。信息的脱轨就是交流中断的前端因子，而交流的中断预示着使老年人情感无法疏解，孤独感、恐惧感也可能由此横生。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德布雷推进了麦克卢汉的观点，提出“中介即信息”，以表达两层意思：没有中介的信息是不存在的；它们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因此，“交流渠道之外没有信息”。换言之，正处于信息脱轨的独居老年人，他们没信息的输人便没有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更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的情感输出。由此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媒介作为一种传播中介，对于情感空间的建立尤为重要。
在传统社会中，器物传承一般是父辈传给子代，但在现代社会中，子代人群对于数字媒介的消费往往比亲代人群更加超前，这也导致器物传承关系的倒置，智能手机即是一个例子。手机是社会媒介，它不仅仅可以映照社会变迁，更重要的是对媒介自身的反思和价值判断。手机所传递的信息不同于别的媒体传递的泛信息，它裹挟了“情感温度”，使得这一媒体在重塑群体意识和自我身份再认同上有放大镜的效应。独居状态下，老人的权利随着在工作、健康、社会关系网络和财产上的失落而消失。而这种权利失衡导致的策略就是主动的信息脱轨。在被问到老年人是否愿意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时，很多老年人自我实现的愿望并不强烈。比如有收房的人说“不想太多，太难，不想学”、“不想学，有人想教我，隔壁药店的店员想教我，但是又要买一部手机，买一个便宜的又不好用，贵的又没那么多钱。而且我又没有记性，学了就会忘”。对于此种现象应该明晰其背后原因，老年人没有这方面的诉求是因为长期被社会忽略而产生的一种退缩的心理态势。也就是说，从其内心深处洞察可知，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但长期边缘化使他们，被，忽视这种机会，进而也就内化成了一种无所谓甚至不想的心态。
对于独居老年人的退缩心理态势，应该从情感的维度进行透析。不同于传统社会，数字化生存环境下，子代的数字反哺有助于亲代成功接入数字空间，实现代际互动场景的新融合。在访谈中，大部分老年人都表示不管是数字生活的适应还是手机媒介的使用都越来越依赖子女或孙代。对于独居老年人来说，媒介成为影响老年群体与子女情感维系的关键变量。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恰恰为他们营造了一种虚拟的在场空间。在采访中，部分收房的人说不能与子女及亲朋好友经常见面，情感慰籍得不到疏通，而此时线上的情感交流往往能够弥补线下的情感缺失。由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可知，独居老年人使用电子设备最大的需求是通过手机获取亲情、情感慰籍，与亲友联系占据71.15%。100%的被调查独居老人表示其生活有保障，衣食住行基本无忧，但是在情感需求方面却非常贫瘠。代际情感本身就是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成的情感，但是随着媒介逻辑的渗透，情感也有了媒介层面的意义。通过语音聊天、语音视频，即使与子女相距非常远，但也仿佛处于同一个空间，身体的虚拟在场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独居老年人的孤独感，提供了一种新的情境陪伴，构建了一种沉浸式的情感空间。同时，代际反哺也在老年人媒介使用与学习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很多老年人在学习智能手机和使用智能手机的动因上都来源于子女，他们的媒介使用都是由子代或者孙代主动发起教学的，比如在过年的时候或者在子女有空回来的时候对老年人进行教学。周裕琼等学者觉得，年轻群体在新媒体接受程度和新媒体知识和技术使用上都领先于年长者，进而提出子女对父母的，数字反哺，以描述在新媒体时代子女对父母的互联网使用中提供的技术上的支持。数字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亲子关系越融洽。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发现，独居老年人每日不同时长的手机使用，最主要的使用动机是与亲友联系。正是因为代际反哺以及独居老年人自身的情感需求，导致他们进行网络上的情感空间构建。而老年群体在微信同构建新的情感意义也是其生活实践融人家庭日常生活经验与意义系统最重要的渠道。
笛卡儿在现代空间征服的开端时期就把存在和空间性等同起来，并把任何物质存在界定为广延性实体。在智能媒体时代，人类能将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这一著名观点重新表述为“我占有空间，因而我存在”，空间对于个体而言已经超越了原始的场所意义。在全球化和网络传播的语境下，真实空间被转化成不同的符号和表征出现。而手机作为移动场景构建终端，也揭示了独居老年人存有的崭新状态。不同于传统人际交往模式，即物理空间中面对面交往的家庭信息交互方式，在媒介技术介人下，家庭场景脱离了空间限制，形成了新的信息交互模式。对于独居老年群体而言，新的交往原则更倾向于“自我赋能”与“价值互喻”。这无形中驱动独居老年群体增扩家庭内部与家庭外个体信息交往的频率与范围，凭借多样化的信息渠道获知与维稳，并形成脱离家庭场域的情感空间。于是，独居老年群体在智能媒介的加持下打通情感、社交多重互联网空间，修复断裂的社会网络以重建社会支持，在数字空间进行意义层面的空间实践。
丹尼尔·戴扬指出，社会化媒体不仅赋予人们一种进入公共生活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能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可见性”。戴扬甚至认为，被看见的权利，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而社会化媒体恰恰赋予了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数字化媒体时代，空间作为社会化媒介新形式，空间本身已不仅作为一个物理场域出现，空间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已超出了其所承载的自然事实，而是为咱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与审视社会现实与社会关系结构的认知框架。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下，空间已不仅仅满足于单一的某种静态稳定性的空间状态，而是开始转向为一种流动的状态。能适应这种流动的状态，不断地契合与其他空间的关系，动态地与其他空间发生转化重叠与搭建便可以重获新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其空间生产实践能力和社会可见性。老年群体从社会多种功能角色蜕变成单一的角色，其社会关系网络停滞在一个固化的结构性空间中，一定要通过使用社会化媒介，将他们带人流动性的社会关系中，以此重组他们的空间关系。
当前社会结构的特点体现为从“平台”向“流”的转变，即从基于空间的“生活流”转向基于时间的“世界流”。所谓世界流，强调一种时间意义上永不间歇、漫无边际的流动景观。究其本质，通过对空间的管理来实现对时间的压缩，使空间意义上的距离与障碍被清除，让我们有了当下即全部的认识。这样流动的景观延伸了人们的时间空间观，导致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发生改变，同时也构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交往模式。这种模式深刻地渗透了不同年龄阶层，包括老年群体，他们为此需要借助智能手机等媒介，重新构建信息系统和价值意义。
流动空间是曼纽尔·卡斯特于1996年分析网络社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从空间维度揭示网络社会的本质内涵。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是在流动意义上组织并建立起来的。流动，是空间实践的表征，也是承载社会关系的容器。具体而言，对于老年群体体现在调研数据上。调查数据表明，老年人在使用电子设备媒介与他人分享信息的动机上，选择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了解共同话题的占比远高于其他占比。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的退化和行为空间的限制，在价值空间中的交流相对非常受限制，而社会主体性又不断地驱动人的社会性，手机媒介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连接中介，在老年群体利用手机进行传播的时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是一次关系的流动，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是老年群体与其他人进行关系构建的动态过程，在这样的空间构建中不断确认自我的主体性与社会性。
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将“对话”与“聊天”做了理论上的区分。在他看来，“对话”是指有实质内容的，而“聊天”则是交换八卦消息，绝大多数都是用来保持交换信息的人之间的团结关系。莫利援引段义孚的理论来分析手机，认为手机实现的“移动谈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保持人们彼此拥有和依赖的社会纽带关系”。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作为异质化的老年群体中普及，是老年人与社会发生耦合的主要媒介。“想要学快手啊，想看视频，听别人说过快手，我也想看视频。”“会看一些国家大事，为了不被时代抛弃。”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独居老年群体主要是通过微信进行社会联系。微信的框架设计本身就建构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群”是微信的最大特点。在采访中有老人表示：“（手机）有用的比我好的，是微信群群主，他是退休老师，有号召力。”“这是肯定的，假如说南村有疫情，兄弟别出去了喔，（会有人）在微信群说一声哪里有疫情的呀，大家都是相互的嘛。假如人家有第一手信息，人家也会说一声。”从老年人的使用行为上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基本会拥有同学群、单位群、亲友群、家庭群等，每天也很喜欢在群里每天例行公事地问好报平安以及群发一些养生的文章。“群”的关系是并置的，重点在于空间展开，“群”与“群”之间也构成了多重交织、重叠的关系。朋友圈是发布个人内容的，功能与微博相差不大，与其他群体不同的是，独居老年人在朋友圈发布的原创性文章非常少，而进行礼仪化的点赞比较多，这实际上也是处于延伸着与“群”相关的多重并置的人际关系的维护。无疑，移动场景揭示的是独居老年人存有的崭新状态，通过不同维度的自我展示也是去整合碎片的自我，形成完整的自我表现，以应对整体的社会结构。主体“在进行中”，永远都不可能完成，所以即使是独居的老年群体，作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也永远在空间流动性之中。
列斐伏尔认为：“从一种生产方式通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产生于一种社会关系的矛盾，即它在空间中留下了痕迹并在事实上改变了它。既然这种假设，即每一种生产方式有它自己的专门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就需要一种新的空间的生产。”同样，独居老年群体手机使用亦有自己专门的空间，其流动空间呈现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文化的内涵与超越性，赋予其内在价值，除了生成情感空间与虚拟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价值空间的生产的全部过程。数字化社会给独居老年人带来了全新的不同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数字化生活模式，而独居老年人的数字融人尤其重要。数字融人的价值空间是基于数字融人过程的使用行为、情感的空间表达，独居老年人以生活经验与身份符号获得自己的社会生存空间，而空间生产往往隐藏着空间的动态变化，给予老年群体的价值空间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成为独居老年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生存空间价值力的转换。以“我者”“经验性”“关系”实现价值空间的生产，独居老年群体手机使用的价值空间流变，在当下数字化时代正处于一个历时性展示。
我，此一者，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替换的主体。“我者”是相对于“他者”的存在。马丁·布伯在论及“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时谈道，“我”是世界的中心，“我”去感知世界，“周围世界仅是感觉对象”。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首先是主体“我者”的空间，然后才是我的对应物或者“他者”的空间。“我者”空间的生产是对自我的本质认同，同时也是对数字时代青年群体文化价值特色的创制。依此，独居老年人手机使用的空间实践首先必须是“我者”的实践，将“我者”始终置于核心位置。即使已经迈人老年期，也要在边缘位置创造价值，实现价值位置的中心回转。同时，传统经济学也认为，个人效用取决于其完整生命周期内的绝对收人或消费的加总，因此在进人老年期后，个人依然会通过继续社会化过程，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增加。
一项研究指出，智能手机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大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根据课题组的实地调研可知，独居老年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导致媒介素养程度低，在没有外界的帮助下难以借助手机触网和表达自我，并且由于独居，缺少家庭核心成员的支持，因此接受晚辈的数字反哺比较少，更难以融人智媒时代。所以，同辈间共同探索是独居老年人学习手机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采访中常常看到有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或在公园或在商场，相互教授怎么样去使用手机：“要相互地去请教，相互地去学习，像朋友这样，一边聊天，一边工作，一边去帮助一下。”“平时会看看视频，看到朋友玩抖音也会向别人学习。”地缘上的相近性为独居老年人同辈之间微信操作技能的习得建立了基础，并且由于年龄、兴趣爱好的相似性，同辈间更容易建立信任与认可，实现了“我群”的主体性地位。在数字更迭的浪潮中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更容易营造良好融洽的学习环境，在消除老年人的焦虑感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归属感。
经验生活化生存空间是独居老年群体通过主体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空间实践，通过日常生活行为实现价值表达的空间形式。经验生活化生存空间是生活实践空间。正如胡塞尔所说：“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独居老人群体的手机使用实践正是通过主体的日常生活，将生活实践经验凝练成个性化的价值理念与信任，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生活实践，构筑起空间文化的价值体系与信任体系，以期能够实现空间文化的价值传承与价值传播。调研数据显示，很多老年人还是趋向于在现实生活中去购买商品，而非在淘宝或者拼多多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即便是天气炎热与路程遥远也无妨。由此可以看出，老年群体的线上媒介实践还是要基于他们的经验性的日常生活为基础才得以实现。日常经验中的特定场景为独居老年群体提供了公共交往的空间，并且建构了独居老年群体的信任系统，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意义。经验生活化生存空间亦是独居老年群体的文化实践空间。生活世界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一种最内在地理解的、最深层次地共有的、由我们所有人分享的信念、价值、习俗，是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之总和。”独居老年群体的手机使用与实践是通过“知识储存”来实现的。借用哈贝马斯对知识储存的解读，知识储存可以理解为特定地域中的生活主体内在地拥有和共享地域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它能够起到在生活世界传播、保存和更新地域文化知识的作用。“人被地理和物理环境定位所产生的领地意识和地方属性决定了人的生存空间并非人的身外之物，而内化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范围”，所以，经验性的日常生活空间是老年人手机使用最好的，知识储存“场域”是诠释独居老年群体手机使用的价值空间的特有场所。独居老年群体的网络空间实践如果不再是与日常经验性生活的一体性同构，也就丧失了其依托的信任体系与价值选择。依此，作为经验之石的生活化生存空间通过价值赋予空间多元的意蕴，实现了独居老年群体自我生产的空间价值回归和个性化的价值选择。
空间是社会的基本维度之一“卡斯特”流动的空间，强调空间的多重流动或者多重流动性下的空间，即网络技术所支撑的全球化都市化去地域化及再地方化等多重背景下的活动的空间。而“流动的空间”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动态的传播观念。基于这一观念的独居老年群体不仅突破了地域的物理界限，从内在层面来说更是突破了情感、意义与价值体系等非物理界限。究其本质，老年群体空间实践研究就是独居老年群体与智能媒介之间互构的空间及其流动性问题，阐释了流动的空间这样一个宏观的空间结构，即如何同微观层面的独居老年群体的空间实践建立联系并形成互构。本研究中，手机媒介作为情感资源、关系结构、文化适应、身份符号而被老年群体采纳，本文提出了独居老年群体在使用电子设备过程中的空间流转和复杂心态及在独居的生存状态下，手机作为他们能够把握到的具体的“物”，在与他人联系和主体表达的过程中确认了主体意识，从而肯定了自己作为主体的生存状态。
对老年群体流动空间实践的考察，实则是对独居老年人如何面对现代性媒介对传统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将中介性的力量植入真实的生活的追问。独居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既是生活在流动空间之中，也是通过地方空间去感受生活。以流动空间的视角切人来演绎独居老年群体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和深层社会意义，其空间的流动转向的着力点一是对独居老年人社会关系的重新审视，二是对其生活脉络和主体性的重申。关注这种小尺度的流动，其价值在于在琐碎的日常中往往能发现“社会总体性的基础性力量”。然而，本研究尚有诸多未触达与亟待完善之处：其一，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忽略了年龄的统一性。从笔者的问卷调研与访谈的情况去看，不仅老年群体，中年群体在数字融人上也遭遇到严重的数字困境，对调研对象年龄层次的忽视可能会引起研究结论的阐释力度不足。其二，对于不同年龄层老年群体的空间实践有待进一步细化分析。以上问题或值得后续更加深人地进行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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